这两篇文章简述了这段真实的历史，因为和我听到的CUSPEA学者说的一样。
1.《我和CUSPEA》作者李政道2002.5.1
2.《李政道认为CUSPEA——比我做宇称不守恒更有意义》科学时报2002.6.6
1.《我和CUSPEA》作者李政道2002.5.1
（转载：我搜索后从一个博客中看到了这篇文章，看来博主也有感慨。）
1979年提出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即CUSPEA）已过去二十多年了。在1979年开始到1989年这个项目实施的十年中，到美国深造的有近千名中国物理专业的年轻研究生。现在他们都已进入了壮年，在学术和个人的事业上都有了不同的成就。二十多年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增长，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二十多年来，中国变化之大，令人惊叹不已。今天在中国，出国留学已是十分平常的事了。回忆二十多年前CUSPEA开始实施时的情景，确实使人感慨万千。
当时，因为中国长期的封闭，再加上“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动乱和浩劫，使得中国在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尤为严重。这主要是由于教育的停顿，使祖国整整一代年轻人没有受到系统的高等教育。缺少了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年轻一代，中国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
1979年春我趁着国内刚趋好转的形势，在北京为祖国近千位优秀青年补课，每天从早到晚讲了近两个月研究生的物理课。目睹当时祖国面临人才断档的严重危机状况，我忧虑万分。我深感，为加快祖国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只在国内举办讲座补课是远远不够的。我从自己成长的经历中深切感到，必须尽快为祖国的一批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让他们能到美国世界第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习，这才是培养人才的一个长远之计，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才在1979年设计了这一独特的CUSPEA项目。但是，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刚刚开始，总的说来国家还处在封闭状态，出国留学的渠道不通。再加上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不可能拿出大量的外汇经费支持他们出国学习。更严重的是，尽管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拨乱反正正在进行之中，“文化大革命”的流毒在人们思想上还有很大的影响。出国留学尚属十分罕见。国内外不少人仍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对待这个用改革开放方式为祖国培养优秀年轻人才的计划。国内教育界也有相当多的朋友还对“文化大革命”心有余悸，因而不敢赞同。
在美国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申请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的手续和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完全格格不入。凡要入美国任何大学的研究院的学生都必须先通过GRE考试，非美国的外国学生还必须通过TOEFL考试。学生要先填好想入的各校各不相同的入学申请表，随同学生所在学校的成绩单、教授介绍信、入学申请费（美元）等，一并寄到学生想入的各大学的招生办公室。招生办公室审查合格并初选后才转到该校研究院的各系。各系招生组的教授才能选择录取。
1979年和80年代初期，在中国根本没有GRE和TOEFL考试。美国的学校对中国大学在“文革”后的学术水平又毫无了解，若按上述程序申请赴美国大学的研究院学习，是根本走不通的。因此必须创造一个新的特别的入学渠道，而且还要有维持这么多留学生的经费，这是极为困难的问题。
1979年春，当我还在北京讲课的时候，就为这个问题做了一点试验。我和我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教授们联系，请他们出一份能达到入哥校物理系研究院标准的试题，寄到北京。在科大研究生院严济慈院长、吴塘副院长协助下，举行了第一次PRE-CUSPEA试点考试。从中选了五位同学。然后我将这五位同学的试卷和履历寄至哥校，请哥校物理系开会决定，这五位同学是否能入哥校为研究生。如能够入哥校研究生院，能否由物理系承担他们所需的全部经费，直到得到博士学位。同时，我又请物理系替这五位同学向哥校大学招生办公室补办了入哥校的全部手续。由于这五位同学成绩优良，他们都获得了哥校物理系的同意，顺利地入学了。有了这样一次具体的实践，我就比较容易说服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的领导和同仁们，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和赞同。
因为我是哥校的教授，哥校的手续比较容易办，而其它大学呢？这就产生了1979年年底第二次PRE-CUSPEA试点考试。在美国除了哥伦比亚大学外，有CCNY,Carnegie-Mellon,Oregon,Pittsburgh和Virginia五校的物理系参加。开始的时候，这五校的招生办公室都是反对的，因为按美国大学的规定，申请入学的第一轮审查机构应该是大学招生办公室。他们不能放弃这份责任和权力。因此，我很费力地向各校的招生办公室主任说明当时中国的特殊情形。各校物理系的朋友们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很幸运，我都说服了各校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员。同时，这五校物理系也同意负担被选上的PRE-CUSPEA学生全部教育和生活费用，直到获得博士学位。
1980年2月1日，我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工作，向53所美国高水平的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和教授们发了二百多封内容相同的信。从那时起，CUSPEA才算正式全面地开始了。因为CUSPEA的制度和美国入学制度完全不同，而且，规模又不小，因此，在美国的工作量也是相当大的。出人意料的是，正当第一届CUSPEA繁忙地展开工作的时候，却有一些很有影响的美籍华人学者完全不和我讨论，直接给国内写信，反对CUSPEA。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甚至在信中，对CUSPEA用了“丧权辱国”、“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半殖民地都不如”之类“文革”式的大帽子。他们说，20世纪初中国处在“半殖民地”时，虽然是用庚子赔款设定的清华留美奖学金，但清华留美的考试还是中美合办的。可是在新中国领土上进行的CUSPEA考试试题却完全是由美国人出的。这岂不是比“半殖民地”更低。所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可以想像出来，这样的帽子在当时的中国是多么严重和可怕的事。当时CUSPEA这个项目面临的阻力和压力之大，是现在的年轻朋友们不可想像的。为此，我不得不又专程到北京去解释：清华留美考试是奖学金的考试，得了这个奖学金不等于入了美国大学。入美国任何大学，还必须通过美国各大学承认的入学考试。美国大学的入学考试也必须是美国学校出题。而当前，CUSPEA仅是将几十个美国大学组织起来，成为一个集中的“入学考试”。况且，全部经费是由美国各大学来负担，所以试题当然是由美国学校出。如同现在每一位赴美国大学和研究院学习的外国留学生，都要经过由美国出题的GRE和TOEFL考试一样，是与“丧权辱国”之类帽子毫不相干的事。就在CUSPEA存亡的关键时刻，幸而得到了小平先生和当时其他中央领导的坚定支持，以及国内科学、教育界的不畏压力的忧国忧民之士的大力帮助，克服了重重阻力，才得以实施。
这样独特的招生方式，在美国正规的招生计划之外，每年从一个特殊的外国招收近百名物理研究生，在美国历史上也是没有的。我的基础工作就是一个大学、一个大学地从物理系到招生办公室去作说服。终于说服了他们，并在美国各大学友好学者的支持下，CUSPEA的第一年，就得到了包括美国所有名牌大学在内的53所大学的认同，使它的实施得以成功。后来参加CUSPEA的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则增加到了97所。
中国国内的CUSPEA工作是在当时主持科教工作的方毅副总理及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学院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吴塘、北京大学沈克琦负责日常工作。老一辈物理学家王竹溪、马大猷、谈镐生、沈克琦、赵凯华先后主持了物理考试的阅卷，李佩负责英文考试。以严济慈老为主席，钱三强、王淦昌、王竹溪、黄昆、马大猷、朱洪元、谈镐生、陈佳洱及各有关高校的教授、教委的黄辛白及有关领导组成的CUSPEA委员会，每年开会审查、确定向美国推荐的学生名单，工作十分严肃认真。国内CUSPEA工作每年从报名、考试、阅卷到确定名单，没有任何行政方面不恰当的干预，严格公正，绝无不正之风，赢得了中美两国有关高校及祖国青年学生的高度信任。祖国这些老一辈的领导人和科学家工作之辛勤严谨，他们对年轻一代的爱护和关心，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每年CUSPEA考试后，安排被选上的近百名CUSPEA学生进入美国几十所参加CUSPEA项目的大学研究院，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定的原则是，每位CUSPEA学生均可自由选择想入的某一所参加CUSPEA的大学；每一大学亦均可自由录取向该校申请入学的某一位CUSPEA学生。因此落实入学学校的手续是需要精细设计的。每年从1月至4月，在我确定的日期内，分三轮进行。每一轮中，每一个CUSPEA学生可向想入的某一所CUSPEA学校申请，而每一个CUSPEA项目的学校可决定录取某几位申请入该校的学生。最后的去向则完全由学生自己决定。在美国大学，通常录取学生的标准不完全依靠考试分数，个性、喜好等也是很重要的。因此，每年我邀请二位物理教授和他们的夫人，为CUSPEA面试学生。他们专程去中国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与该年已被选上的近百名CUSPEA学生，一对一地作一小时的英文谈话。通过谈话，他们对每一位CUSPEA学生，作一扼要的性格形象评价。由于被邀请的CUSPEA面试人都有较丰富的教育经验，他们对每位CUSPEA学生的评价，虽然只是短短五六行字，但通常是很准确和中肯的。然后，由我的助理Irene女士将每位选上的CUSPEA学生的考试成绩、简单履历和CUSPEA面试的评价汇编成一CUSPEA册子，寄到美国各所参加CUSPEA的大学研究院，各校以此作为录取CUSPEA学生的主要材料之一。
在美国，所有实施CUSPEA的组织协调工作乃至每年三轮向美国各大学和国内各大学发信，每一轮学生申请入学的细节，甚至每位学生在美国留学时学习及生活上的种种琐碎之事，都是我和夫人秦惠及助理Irene女士一件件地去做的。在CUSPEA实施的十年中，粗略估计每年都用去了我约三分之一的精力。虽然这对我是很重的负担，但我觉得以此来回报给我创造成长和发展机会的祖国母校和老师是完全应该的。
现在看来，CUSPEA实施的十年不过是中国物理学发展历史中一个小小的插曲，但它确实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起到了它应有的历史作用。
每当想起CUSPEA，我都会想到小平先生和中国当时主管科教工作的方毅副总理等中国领导人，想到上面提到的这些老一代科学家和教育家以及很多很多支持CUSPEA的科学界和教育界的朋友。我也十分感谢美国支持CUSPEA的九十多所大学的教授们。我的夫人秦惠和助理Irene女士在CUSPEA实施的十年中，为所有赴美的中国年轻人所做的一切，更是历历在目。今天，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在中国科学和教育处于人才断档的严重时刻及经济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为中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所做的努力，将永载史册。
［节选自《CUSPEA十年》（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1。此文为“第二版序”。现在亚马逊和当当都已经没有这两本书了。］
2.《李政道认为CUSPEA——比我做宇称不守恒更有意义》科学时报2002.6.6
“21世纪物理学与中国发展——CUSPEA学者研讨会”开幕式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出席开幕式并对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实施20周年表示祝贺。CUSPEA的发起人和主持者、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李政道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石孙，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教育部部长陈至立，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人事部部长张学忠，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与1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CUSPEA学者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之前，回国参加会议的代表聚集在北京大学英杰学术交流中心，与李政道教授座谈。
李政道在讲话中回忆了创办CUSPEA的背景。1979年，他应邀到中国科学院讲学，在6个星期内开了两门课。他还能记起当时的课堂设在北京友谊宾馆的大礼堂，有1000多位同学、教员来听课。他们对知识的渴望深深感染了李政道。他说，“文革”给中国教育界留下一片空白，6个星期的讲学是绝对不够的，所以他才萌发了创办CUSPEA的想法。
李政道说，CUSPEA10年考试没有一个人走后门，CUSPEA的同学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的成绩在美国的研究生院都是数一数二的，给美国大学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为以后中国学生留学美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说：“我深感CUSPEA有意义、有价值，从某些方面讲，它比我做宇称不守恒还有意义。”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原副院长吴塘在发言中认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是CUSPEA项目的摇篮和诞生地，教育部的领导也给予了极大支持。他说，这个项目集中了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最优秀的力量，但对项目贡献最大的还是李政道先生。像他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大师，持续10年之久利用自己的时间亲自处理所有考生的各种问题，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他爱护青年、提携后代的崇高情怀。
陈东敏博士是1980年的CUSPEA考生，现在是美国哈佛大学Roland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说：“李政道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改变了我们一生的命运。现在可以告诉祖国和李先生的是，很多CUSPEA的同学在文化、科学、技术和商业方面为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
1985年，CUSPEA的考生袁建生博士回国创办了上海通用硅材料有限公司，他对李政道说：“我想对您说声谢谢。1985年时，我向父母要26美元参加出国考试，但父母没钱给我。后来我对父母说，你们不用为我找钱了，因为有人给我出了这笔钱。今天，父母知道我要来开这个会，他们一定要让我给您照张相，他们要看看给我出这笔钱的人。”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漆纳丁是1980年CUSPEA考生，他在发言中谈到了CUSPEA的精神魅力。他说，CUSPEA是一面旗帜，一个大家庭，一支队伍。它有自己的精神，CUSPEA的考试完全没有作弊、腐败和走后门现象，这注定了CUSPEA的同学名闻海外。当年我们为了振兴祖国到海外读书，今天，我们会以各种方式报效祖国、祖宗和恩师。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天池赋诗一首表达自己的心情：
我从风雨走过，少年历经坎坷，求学报国壮志，惊雷梦残破，边陲山乡惆怅多。
我从海外走过，壮年岁月蹉跎，不负先生厚望，学海且拼搏，夸克黑格显本色。
自然奥妙多，无穷无尽永求索，物理解密锁，世间万物皆在握。
我从祖国走过，心中充满欢乐，科技兴国旧梦，今朝结硕果，繁荣富强尽讴歌。
（徐建辉王丹红潘锋）科学时报20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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